江桥抗战打响了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，得到全中国人民的高度赞扬与支持，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。马占山也因此成为举国敬仰的抗日英雄。

马占山江桥抗战

1932年2月，日军攻占哈尔滨后，马占山曾投降日本，就任伪黑龙江省省长，后又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长。同年4月摆脱日军监视，在黑河举兵反正，通电继续抗日，并揭露伪满内幕，任东北救国抗日联军总司令。1936年参与张学良、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，后任东北挺进军总司令。1940年任黑龙江省主席，后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。1946年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。1949年1月与傅作义、邓宝珊等人一起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，宣布起义。

1933年7月11日，在天津赋闲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马占山将军来到庐山。

在登上牯岭山城之前，他先来到庐山西麓的株岭，拜谒岳飞母亲和夫人的陵墓。望着历经800年风雨而安然无损的岳母岳夫人墓，马占山心情很不平静。岳飞投军之时，岳母手拿银针在他背上刺下“精忠报国”四个字，并指着高悬天际的 北斗星，要儿子永远朝着北斗星指引的方向走，竭尽全力收复国土。可是岳飞却没能实现母亲的心愿。不是他无能，不是他怕死，而是一腔热血，无处可洒，精忠报国，难以为报啊!他多么希望能直捣黄龙，“待从头，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。”却没想到，打得强敌丧魂落魄，自己却屈死于风波亭中!怎不令后人扼腕叹息，愤恨填膺。

马占山曾经在西湖岳飞墓前洒过英雄泪，面对着岳母墓，他又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。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，日军相继侵占辽宁、吉林，又向黑龙江省进攻。时任黑龙江省代主席的马占山，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，率部在嫩江桥奋起阻击，打响了中华民族抗日的第一枪，震动了中外。马占山成为举国敬仰的抗日英雄，市场上还出现了“马占山”牌香烟。

马占山弃亲案

这起弃亲案当时不仅在天津的大小报纸上连续报道，就连远在上海的《申报》也予以关注并投入大量的篇幅，一时人言啧啧，扑朔迷离。

事情的经过很蹊跷，1936年7月的一天，一位七旬老者突然闯进马宅，自称马荣，是马占山的亲生父亲，此行是专门认子来的。

据《申报》记载的法庭记录，马占山的父亲已病故多年，而且由他本人亲自床前送终，怎么又冒出一位爹来?但马家为了息事宁人，还是接待了马荣。

据法庭目击者印象，马荣一袭黑色长衫，虽年已古稀，却精神强沛，能言善辩，目光闪烁游离，缺少庄稼人的本分。他在法庭上说：他乃是河北丰润县人氏，马占山是他于光绪二十一年(1895)失散之大儿子，乳名老虎，失散已近四十年。

根据法庭调查，马占山确为河北丰润县人，但他的家族已经迁居关外达九代，他本人则出生在辽宁省怀清县，与马荣显然无丝毫关系。马占山的秘书杜荀若也向他做过解释：“马将军的父亲在东北去世多年，坟墓尚在，他绝非你丢失的孩子，是你弄错了。”

对于此人，马占山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，但马荣却认定了此事，虽百般劝解都无济于事，并不断上门到马宅哭闹。他转弯抹角地提出要求，说是为了寻找马占山，已费资近千元，不能就这样草草打发。

马占山很警惕，此人来历不明，给他些钱事小，怕他拿钱后乘机渲染，反倒授人以口实。为避免纠缠，索性置之不理。

然而此事没有了结，不久，天津法院检察院民事庭给马占山发去传票，原来马荣已经以“弃亲不养”状告马占山。同时，检察院也以“弃养尊亲属罪”提起公诉。

此案十分奇怪，天津律师界历来竞争激烈，但却无人愿意过问此案。也有的人乘机大敲竹杠，提出先交两千元讼费。落魄之中的马占山已是囊中羞涩，为筹集这笔钱，颇费了一番周折。

由于马占山未能及时出庭以及他的特殊身份和影响，加上亲日势力的煽动，媒体纷纷作了披露，其中多有臆测影射。马荣也重新来到马宅，高声叫骂，致使路人围观，报界喧腾，舆论沸然，每每从道义上对马占山多有指责。

忍无可忍之下，马占山派秘书专门去北平邀请著名大律师纪清漪相助。纪大律师马上意识到这绝非简单的民事诉讼或一般刑事遗弃案，它很可能有政治背景。于是纪律师毅然前往天津，义务为马占山辩护。

如今的马占山处境困难，不仅日本人对他恨之入骨，当局对他也很嫌恶。纪大律师一再请求马占山要说清事实。马占山坚决否认与马荣有血缘关系，他认为这是有人故意想损坏他的名誉。他说：“在天津，我接二连三遇到麻烦，教唆这老头来哭闹已经是多次了。这老头丢儿子也可能是真的。开始我觉得他很可怜的，打发他回家算了，不必通知警察局。可是这老头子什么也不听，就是一味哭闹着要见我。我感到事情没那么简单，这老头一定是被人利用了，一定有背景。我不敢下楼，万一他掏出个炸弹呢?不料他又把我告了。”他还向纪律师补充了一个细节，马荣初来哭闹时衣衫不整，后来却穿起了长袍马褂，到法庭还请了律师，明摆着暗中有人支持。

根据马占山提供的情况，纪清漪决定以攻代守，以“妨害名誉及侮辱”等罪向法院反诉马荣。

堂之上，原被两告唇枪舌剑，马荣一口咬定马占山乃是他的亲生骨肉，生于光绪二十年(1894)腊月初八。因当时家贫，交与姨妈抚养，后被姨父贩卖。多年来，几经打听，多方寻找，踏破铁鞋，耗尽家产，始探得下落。

马荣每一次出庭，俱做足文章，痛心疾首，声泪俱下，旁听者无不为之动容。一时间，天津街头巷尾争说故事，马占山这样一位抗日名将竟被指责为弃亲不养的道德沦丧之徒。

原告律师纪清漪则反驳说，马荣系一无业游民，其住址、社会关系俱语焉不详，显非安分之民。所述其子散失一案，前后矛盾，或云走散，或云拐卖。此外，被告所述遗失之子各项特征也与马占山不相吻合。根据民国二十年(1931年)出版之八卷四十七期《国闻周报》“时人杂志”所刊登的原告生平介绍，马占山生于光绪二十一年(1895年)十月二十四日，当可一目了然。

纪清漪律师还传讯了大批证人，他们或是马占山多年之部下，或是世交故人，证言原告家系清楚，身世明白，现有叔伯兄弟多人在世。原告之父马纯于民国六年(1917年)亡故，葬于怀德县炭窑村，有证人张殿元等亲自参加葬礼，被告所述与原告之关系纯属捏造。

因此纪律师指出：被告冒认、讹诈行为遭到理所当然的拒绝后，仍多次上门取闹，毁人名誉，中外报界俱有登载，已对原告造成伤害，特根据刑法第三O九条及第三一O条起诉，请法庭以侮辱罪依法论处。

但是，马荣及辩护律师仍坚持原告本人必须到庭，以利辨认。这一要求却让纪律师担心，他向法庭询问，由于马占山的特殊身份，公开露面将危及他的生命安全，而马荣却为什么一定要马占山出庭，其目的何在?

马荣思索片刻，称所失之子耳上有一“拴马桩”(即多长的小肉瘤)，请求法庭当场验证。他用手抹着脖子比划着：

“马占山耳朵上若没有‘拴马桩’，情愿以死抵罪。”

这是马荣以前从没有提到过的线索。

纪律师冷静地发问：被告所述之“拴马桩”是在原告哪只耳朵?

马荣猜疑半晌，答是左耳。

被告律师立即补充道：“也可能动手术割掉了。原告必须亲自到庭，由被告会同法医当庭检验。”检察官同意被告的请求。

纪律师对此却很为难，他告诉法庭，马占山既不是一般的普通百姓，也不是当今的特权阶层，而是著名的抗日将领，如今又失意于政坛军界，目标既大又处于无保护状态。日本特务时时盯着他，处处欲置他于死地。前年春节除夕，特务曾组织暗杀小组，阴谋炸死他全家，此事尽人皆知。目前日方势力控制天津不可轻视，且华洋杂处之大都市，鱼龙混杂，原告公开露面于大庭广众之下，恐有不便，因此不宜在法庭上公开检验。

一周后，天津市法庭庭长、书记官、检察长、市法院法医、市总医院外科主任等前往马宅检查，一些报社的记者也随同前往。他们对马占山的两耳前后都作了详细检查，并拍照存案，记者也照了相。因为此案轰动全国，人们想要知道，这位抗日将领是否真的遗弃了他的亲生父亲。

法庭再次开庭时，审判长给被告和他的律师看了放大的四张马占山两耳的照片，马荣的脸顿时变色，照片清晰地表明，马占山双耳既无“拴马桩”，也无动过手术的痕迹。

纪清漪在法庭上大获全胜，法院随即作出判决，马荣因“侮辱及毁人名誉罪”拘禁六个月。

但马荣及其律师并不甘心，其律师辩称，此事事出有因，他的当事人为什么拿出明显不利于自己的证据。而且像这类小手术，因为年代久远，加上手术成功，完全可以不留痕迹的。此案过去数年后，也有马占山少年时代的友人回忆，马占山耳朵上依稀长过小肉瘤。还有，马荣被判拘禁后，旋即释放，据说也是马占山的意思，不愿为难这位失子的老人。再加上此案背后的故事，马荣究竟是为了寻子还是有人策划，有意识败坏马占山名誉，都成了不解之谜。